一个人在精神病院、监狱等没有自由的地方久了，就会丧失独立性，出现在社会生存方面的缺陷。这是体制化的病。长期被体制化的人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对残害他的体制产生依赖。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求生，实则是踏上灭亡之途。
回民在盐碱地能生存至今，主要在于其在文化上的一种独立性，而不是学界常讨论的那种在地化的适应。在沃土，适应或许是好的。可在无法诞生文明之花的盐碱地，适应将会导致自己消亡。故先贤胡登洲创立经堂教育，拒绝盐碱地的社会化，自办学堂，以穿衣挂幛为阿訇资质认定之规范。而回民寺坊，亦只聘请由该规范认定的阿訇。关于阿訇认定权，它由穆罕默德先知（愿主赐他平安）授权其弟子替圣传道而来，到了回民的经堂教育这里则仪式化为教长为其学生戴缠头巾和穿衣来授予阿訇资格及开学任教权力。
这种阿訇认定权，既属宗教自由，亦为少数群体之权利。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在存在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群体的人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一起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践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各签约国政府，对此都负有人权义务。回民理应维护自己的这项权利。
回民要保持其文化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自由。教育上需自主办学，阿訇资质上需教长以师承传统认定，阿訇聘任上需寺坊民主选择。——这些都要排除世俗权威的干预。回民若能拥有这些方面的自由，即便不能实现在中华替圣传道的宏愿，亦不会灭亡。
可现在，官方正全面挤压自由空间。这种对自由挤压的最形象的一面，莫过于在被毁清真寺上强加的含有官方意识形态表达的建筑印迹。它告诉回民，他们已进到其社群生活最核心的区域。回民每日亦会瞧见它，深刻感受其权力表达。回民丧失了在这片土地上表达其建筑文化的自由。而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亦早已丧失。官方的经学院和阿訇证，进一步对回民社会去其自由。当回民彻底丧失文化教育和阿訇认定的自由后，便是其作为一个族群，同时亦是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精神枯死之时。
回民当明白，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与宗教格格不入的。抛开几次所谓“左倾”的特殊时期不论，且看代表改革开放的十九号文件，亦载明——“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自然消亡。”“宗教院校的人物，是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人员队伍。”“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换言之，在常态下，等待其自然消亡；在特殊时期，则帮助加速其消亡。
对于官方的这种意识形态，没什么可说的，盐碱地就是这种生态。一切在于回民自身。若他们能拼尽全力生存下去，我想，没人能不接受其存在的客观事实；可若其生存不下去，对他人而言消亡是最好的。回民若不愿消亡，务必避免使自己具备消亡的条件。可现在，我们见到，回民于文化教育与阿訇资质认定两项最重要的权利上，正前仆后继走向体制化。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有句话说：“这些墙很有趣。一开始你讨厌它们，然后你习惯了它们。时间久了，你就会依赖它们。”
在全民排队走向体制化时，为避免消亡，当有逆体制化的力量存在。此时，文革时期回民先辈的精神，当被此逆体制化之力量继起。他们应以一切可能之形式，保持文化教育和阿訇资质认定的自由，以在盐碱地凭借这种在社会存在上的一点独立性，来开出一朵继往开来之花。清真寺学堂、阿语学校、学习班和宣教团体，只要是去体制化的具有独立性的，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他们是虚妄中的真实，是疯癫过后教门复兴的火种。真主说：“真主喜爱那些民众，他们也喜爱真主。他们对信士是谦恭的，对外道是威严的，他们为主道而奋斗，不怕任何人的责备。”（5：54）
2024年8月22日